曾月入9万，却坦言钱不好赚：靠天吃饭的无人机飞手丨意想不到的新职人

2017年，王建森花了十几万元，包括发电机、电池、保险等在内，买下了第一台农业无人机。

那几年，国内多家无人机企业将目光投向农业赛道，无人机的前景被市场看好，而会飞的飞手也一度短缺。每当王建森飞着无人机出现在田间地头，这个新鲜玩意儿，总会吸引来几十人在一旁围观。

瞄准了“农业、互联网、科技”的概念，金海霖也决定投身无人机行业成为经销商。相比于人工，它雾化效果好，可以实现人、药分离的同时，效率是人工洒药的30-60倍。当然，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节省人工。

他去浙江慈溪考察农业无人机试验打药，对效果抱着怀疑态度的他想试探种植户的想法，对面的回答却让他大吃一惊，“哪怕效果有问题也要试，因为真的请不到人了。”

不过阻力也同样存在。他去上海、浙江的村子里推广无人机洒药，不少农民质疑：同样的药量，人工洒药水管得拉来五升水、十升水，但无人机的水箱只需要一两升水，这真的能有效果吗？

金海霖组建了一支八九个飞手的飞防队，花了很大力气在人手和管理上。最初他们免费帮农民打药，把每一次起飞当作推广农业无人机的机会。试验等待的时间不需太久，拿除草来说，十天半个月左右便能看到是否有效。

他也去村子里开宣传课，熟悉的村主任拉来了十几个人，都是上了年纪的，金海霖觉得用不用无所谓，但先让大伙儿知道农业无人机。几年的时间里，金海霖除了销售，也组织培训，不仅教植保技术、还教航拍、维修，积累合作了一批从他这成长起来的无人机飞手。

逐年增长的市场需求，也孕育出了许多无人机飞防组织和飞手。飞手们一边成为无人机生产经销商的客户，一边服务于广大的农场农户。王建森在上海的朋友卢小虎，几年前也成立了一个植保无人机飞防团队，王建森偶尔会从他这里接到一些上海的业务。卢小虎形容团队里的飞手们就像候鸟一般，他们的路线，跟着作物的生长变动，年复一年按时“迁徙”。最远时，他们去过新疆参与病虫害统防，也到过海南、陕西、山西、安徽等地的农场。

飞手们出去作业时，一辆车上通常要装载无人机、发电机、水箱等设备。 张凌云 摄

对于奔波在全国各地的无人机飞手而言，一年的时间是被不同作物划分开来的。小麦被播种下地，也开启了飞手们一年的工作。两遍药洒下去，他们可以获得暂时的歇息。六月水稻季再开始施肥、打药直到九月，中间他们还会为了玉米相关的作业而来回奔波。

老客户通常会提前几天在电话或者微信里给王建森打好招呼。到了时间，哪儿有活，王建森便带着装备上路了。

连续作业20多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都是常事。今年这个四月里，天气阴晴不定，但很多药也都有药期，王建森只能加班加点，“三天两头都在下雨，为了赶着难得的晴天，连续干满了36个小时”。

当蓝海变成红海

飞防队组建的第一年里，金海霖团队里的几个人打遍了小半个中国。飞防队里最厉害的飞手，那一年在“大疆”（无人机品牌）的作业量排得上前三。

金海霖告诉我们，现在团队里的一线飞手，累积下来的作业面积基本上达到几十万亩。最好的光景里，一个肯干的植保飞手，一年收入也能有三十多万元。

最初，王建森也没想着靠这赚钱，只满足自家需求就好。后来当地的药剂师给他介绍了不少农场和散户的活儿，王建森渐渐积累起了泰州本地的业务，又逐渐拓展到外地，眼看着无人机这块的生意逐渐红火起来。

但王建森眼里，飞手们赚的是辛苦钱。起早贪黑是日常，活最多的时候，也是一年中天气最热的时节。一辆皮卡，拉着无人机、发电机、水箱、水管、油桶，奔波在乡镇农田、果园间。

副驾驶上通常还坐着一个帮手，一般是飞手的妻子，或是请来的小工。飞手在作业时，帮手就负责换电池、抬药、抬肥料等后勤。

当无人机开始作业时，更换电池的次数比想象中要频繁得多：几乎每作业5到8分钟，就得换一次电池。200亩地的作业下来，光电池就得更换差不多30到40次。

无人机飞手，也是一门靠天吃饭的生计：下雨时飞不了，农药会被雨水稀释；风大了也得停工；有时候正午时分温度过高，药液挥发可能导致效果不佳，他们也得暂停。

夏天，王建森时常会在傍晚才来到田间地头开工，一直干到第二天早上八九点才收工。对于这样的老飞手而言，他们对夜里出工已经游刃有余，王建森解释，夜晚打药，可以避免由于高温带来的药害，也会减少高温下的药物蒸发，有些虫子有夜出性，所以晚上作业杀虫的效果好。但刚刚入门的新飞手不太敢夜里作业，视野受限，万一遇到障碍物多的田块，分分钟可能“炸机”，也就是失控坠机。

飞手们最怕遇到“炸机”，送去维修，若是遇上排队，来回折腾两天都干不了活。早年的时候，无人机还不稳定，王建森时不时要拿去商家那里修，每回在旁边围观，他也弄懂了维修的一些门道，再遇到故障，自己也能上手修理。时间不等人，农忙时节，无人机没法飞的代价，就是一天少赚好几千元。

同时，农业植保的特性，也无法满足飞手们一年到头稳定的工作需求。机动性强，哪里有活就得立刻动身，奔波的日子带来的是不稳定的收入。农闲时间，飞手们得谋求无人机之外的活儿。卢小虎团队里的飞手们，会去陕西山里用无人机拉光伏板。

王建森还发现，这一两年，业内打起愈发严重的“价格战”。王建森刚入行那几年，一亩地的收费大概在十几元左右。“以前我们在很多农场的收费大概在5.5元一亩，后来逐渐降到4.5元，现在甚至卷到了3.5元。”他盘算下来，包括住宿、来回车费在内，几乎做的是亏本生意，王建森干脆放弃了很多客户。

“这一行，是哪里挣钱哪里花。”高频次的飞行，对无人机电机的要求极高，也意味着一台农业无人机的寿命通常不会太长。王建森几乎每一年都要换一架新的无人机。

旧行业和新思维

“现在飞机太多了，钱也越来越不好赚。”短短几年间，王建森发现，蛋糕虽然越来越大，但分蛋糕的人也在变多，飞手们不再是过往的香饽饽。随着无人机自动化的不断升级，飞手们面临的，可能是角色被弱化的趋势。

现在的无人机已经足够智能了：作业时无人机飞行的地块，离作物高度多少距离等数据，可以在无人机遥控器上提前设定好；启动后，它可以按照程序设置，把搭载着的肥料、农药洒向田野。如果没有电线、树等障碍物，在很多时候飞手们可以等着无人机一键返航。

最新款的农业无人机

除了无人机经销商的植保队和飞防联盟，不少农户也和王建森当年一样，自己买来设备。他们不需要有太高的学历，经过培训就能快速上手。

这些年来从金海霖的培训基地走出去的飞手有7000多人，农业相关的飞手有3000多人。无人机相关职业逐渐成为很多年轻人的选择，也由此产生出一批培训考取无人机驾驶员执照的机构。

无人机驾驶员执照由民航局发放，这是当前唯一被法律认可的无人机执照。和考取机动车驾驶证类似，在拿到执照前，学员们得学习民航无人机法规、飞行原理、气象学等理论知识，继而完成一系列规定的无人机飞行操作。

在上海青浦的一个无人机培训机构里，好几位学员正在报名和练习无人机操作。他们中有人来自传统造车行业，想要通过掌握无人机技术谋求转型的可能；有人是学习无人机专业的高职院校的学生，未来想成为无人机教员。

培训机构的负责人朱鹏说，公司从创立至今，参与培训的学员除了学生，不少是来自交警、消防、电网、城管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自从无人机的运用逐渐被普及，会飞无人机，已经成为很多行业工作人员必备技能之一。

某种程度上来说，无人机飞手充当了许多行业的衔接者。他们的加入，为原本不少传统行业提供了新的可能。

当下，在全国范围内，陆续有高职、中职院校开设了无人机专业，而这些学生在毕业后，也会向植保、航拍、测绘、编队表演等多个方向就业。

在朱鹏看来，虽然无人机这行的门槛并不高，但如果未来想要深耕在这一领域不被淘汰，飞手们需要掌握的，可能远不止飞机操作，还需要在更高的视角对行业动态有所掌握，成为复合型人才，“这个行业，也需要拥有更高综合素质的人加入。”

自从开始在无人机领域创业，金海霖也开始不断学习农业知识。在他看来，目前，植保是无人机行业目前发展最成熟的领域，但对于飞手而言，“不是装上药水，按钮按下去就可以。”不同作物、同一作物不同生长阶段、不同的病、不同的虫，打药的要求都不一样。“以前可能觉得农民能干的事儿没什么了不起，但越接触越发现，老祖宗几千年的积累，比很多东西都有用。”

他觉得，无人机和飞手，很像承前启后的试验者参与到现代农业变革中。2022年，金海霖团队开始试验变量施肥。所谓变量施肥，就是先利用测绘的飞机在农田上方航拍，给作物的长势做标定，随后把数据传到数字化应用平台，在平台建立模型以后再生成处方图导入到施肥的无人机上，实施精准施肥。在金海霖眼中，这是数字农业的未来。

金海霖期望，低空经济相关政策的不断推出，能为无人机行业，带来更多的应用场景，为飞手们迸发出更多的机会。

而眼下，水稻季来了，飞手们期待着，今年还能多接点活。他们又要上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