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6月3日讯 （记者 白璐） 5月14日，美方发布对华加征301关税四年期复审结果，宣布在原有关税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电池等产品的加征关税。与此同时，美高层官员频频指责中国新能源“产能过剩”。已经持续六年之久的中美“贸易战”似乎远未结束。美国大选将如何影响中美经贸关系的走向？中美经贸摩擦对世界经济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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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对话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 （全球化智库供图）

5月31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罗奇围绕当前全球经济形势、中美关系等话题在全球化智 库（CCG）发表演讲并与全球化智库理事长王辉耀展开对话交流。“在我看来，对中国这样一个在生产‘零碳’新能源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立场，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斯蒂芬·罗奇说。

·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正在重蹈当年对日贸易政策的覆辙

“对华贸易战是由特朗普政府发起的，但遗憾的是，拜登政府延续了这场战争。”斯蒂芬·罗奇指出，拜登在就任总统后废除了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政策，但对华的关税政策并不在其列。当前，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的平均关税仍保持在19.3%的高位，不仅如此，拜登政府还在不久前宣布在原有关税的基础上对中国“目标战略产品”大幅提高关税。“2021年，当美军从阿富汗撤军时，拜登称是时候结束这场‘永远的战争’了，但现在，我担心他深陷于另一场对华贸易的‘永远的战争’中”，斯蒂芬·罗奇说。

斯蒂芬·罗奇表示，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正在重复其上世纪80年代对日贸易政策的错误，即当其外贸面临失衡压力时，便将所有“错误”都归罪到一个国家头上。“一国的外贸是同多国进行的，你永远无法通过责难其中一个贸易伙伴来解决多边的贸易问题。”斯蒂芬·罗奇指出， 美国的贸易问题是由于大额的预算赤字抑制了储蓄，对于缺少储蓄的经济体而言，要实现增长就需要从别国吸收储蓄盈余，这也就解释了美国通过大量的经常账户赤字和贸易逆差吸引外国资本的原因。

“如今，我们削减中国在美国贸易赤字中的份额，正如当年对日本所做的那样”，斯蒂芬·罗奇分析称，中国占美国贸易逆差的比重从2015年约50%的峰值大幅下降至去年的约21%，然而美国的预算赤字规模并未减少，反而更庞大了。美国通过“近岸外包”、“友岸外包”等策略，将原本同中国的贸易转移到了墨西哥、越南、加拿大、韩国、中国台湾、印度、爱尔兰、德国等国家和地区。如果对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美国的进口份额稍做分析，就会发现，他们当中的七成生产成本高于美国，这大大提高了美国普通百姓的生活成本，是“政治荼毒贸易的一大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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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在全球化智库（CCG）发表演讲 （全球化智库供图）

· 中国“零碳”新能源产品不存在“产能过剩”

近一段时期，一些西方国家频频指责中国“产能过剩”，称中国新能源产品出口冲击国际市场。对此，斯蒂芬·罗奇表示，“在气候变化的铁证面前，控诉‘零碳’新能源产品‘产能过剩’无异于精神错乱。如果非要说些什么，那就是替代能源产品还不够。”

斯蒂芬·罗奇指出，当前全球正面临严峻的气候问题，亟需“零碳”新能源替代产品。而中国拥有先进技术和规模产业，中国生产的低成本清洁能源产品为全球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和优质的服务，从这方面来讲，中国具有比较优势。“对中国这样一个在生产‘零碳’新能源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立场，是一个潜在的历史性错误。这是在错误的时间做了错误的决定。”

斯蒂芬·罗奇坦言，一些国家拒绝中国的新能源产品是迫于政治压力，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希望遏制中国的发展。此外，过度关注国家安全，将安全问题泛化也是原因之一。在斯蒂芬·罗奇看来，不稳定的气候才是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如果从全球安全的角度审视国家安全，那么我们应该意识到，对于那些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各国应当给予支持而非抵制。”

· 建议设立长期的“中美秘书处”

在回答中国网记者关于美国大选后中美经贸关系走向的提问时，斯蒂芬·罗奇表示，拜登政府令人失望地沿袭了特朗普执政时期确立的对华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如果再度当选，他会重新审视这一政策，而特朗普则一直支持增加自华进口商品的关税，“我们同样也不能指望他（特朗普）改善两国贸易关系。”

斯蒂芬·罗奇认为，中美两国对彼此的叙事和印象影响着两国对彼此的政策行动。在他的新著《意外冲突：美国、中国和虚假叙事的交锋》中，斯蒂芬·罗奇建议两国建立中美秘书处，作为一个专职负责两国接触的新架构运行。他建议这一机构由技术官僚而非政客管理，其职责涵盖双边关系的方方面面，包括贸易、经济、创新政策、技术转让、产业政策、补贴以及当前面临的网络安全、气候变化等挑战。这一机构不只是在两国领导人见面时才发挥作用，而是一周七天，每天24小时都要正常运行。中美秘书处应致力于维护和监督现有的双边协议，若出现分歧，该机构将能很快筛查出分歧产生的原因，并移交至机构内置的分歧解决机制进行处理。“如果我们不想办法解决共同的问题，便无法解决分歧，分歧一旦扩大，便会成为意外冲突最大的风险，我们必须要改变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