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深度丨“历史遗留”的涉毒家庭留守儿童：让他们重拾信心，有尊严地成长

01童年的“废墟”

快乐的童年在11岁时戛然而止。父亲被抓后，家便一下子塌了。彭立生记得母亲脸上再也没了笑容，每天种地，去建筑工地打零工，沉默着不停劳动，她有四个孩子要养，三个儿子一个女儿，最小的孩子才1岁多。彭立生常常半夜听到母亲在炕上哭泣……

下马关镇离同心县县城80公里，距甘肃却仅有30公里。6月下旬，黄土高原上阳光炽烈，但风依然凉爽。很难想象这里曾是“毒品重灾区”，2004年有媒体援引有关部门的公开资料显示，仅彭立生所住的西沟村，全村贩毒犯罪人员就有130多人，被判处死刑的有十多人，全村三分之一的家庭受到直接牵连。

彭立生小时候性格开朗，甚至有些调皮。但父亲出事后，他变得自卑、怯懦、孤僻，有着挥之不去的负罪感。他读到初一就辍学了，14岁时跟着村里人出门打工。

那是2003年的春天，到处都在播放《2002年的第一场雪》，他听着这首歌到了呼和浩特，在建筑工地打零工。但干了10多天工地就散了，他们没有拿到工钱。几个同乡在火车站睡了几天，直到另一个在当地务工的同乡赶到火车站，给他们买了一袋馒头和回家的火车票。彭立生年纪最小，第一个拿到了馒头。

第二年，他又去呼和浩特打工，照样在工地上干零工，冬天下雪工地停工后，他又去餐厅刷盘子。一年下来挣了2000多元，他分几次寄给了母亲。后来，他又去挖煤，在工地上开挖机……

18岁那年，他写下遗书，觉得自己“已经走到了尽头……我活得太累了”。遗书写在笔记本扉页，幸运的是，他后面又继续写下了更多憋在心里的痛苦和灰暗，并不断提醒自己，作为家中长子，他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要照顾，自己要是“走”了，妈妈怎么办？

10多年前，西沟村村民整体搬迁到了集镇上，以下马关古城为中心，从西边搬到了东边。建于明代的下马关古城紧靠集镇西端，黄土垒起来的城墙高高矗立，再往西一里地，就是已经搬迁的西沟村。

回到村里，空气里有着熟悉的燥热羊粪味道。房屋已经被推平了，地里散落残缺的瓦砾，一长排废弃的窑洞，如同一张张失语的嘴。童年的阴影没有完全散去，20多岁时，彭立生还是害怕跟陌生人说话，习惯性地低着头，总想着努力讨好对方……至今，聊到某些经历时，泪水还是说来就来。

▲搬迁后的西沟村遗留下的窑洞

02“让他们不走我的老路”

写着遗书的那个笔记本，放在彭立生办公室的一个抽屉里。同样放在办公室的，还有数百名涉毒家庭留守儿童的档案资料，一份一份的文件袋码得整整齐齐。这些文件袋里，有孩子的家庭情况，也有他们写下的心事和愿望。

档案显示，小俊是2018年刚上初一时来到同心爱心救助协会的，如今已高中毕业。6月23日晚上，小俊查到了自己的高考成绩，差9分上一本线，虽有遗憾，但他满意这份成绩。他记得读小学时自己总在教室里发呆，不跟其他同学玩耍，也不说话，下课时也独自坐在座位上，“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过来的”。

小俊记得，自己刚走进同心爱心救助协会时依然不说话，别的小朋友都在玩游戏，他毫不关心，只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脚。

但他一开始就喜欢上了彭叔，觉得他亲切而温暖。小俊说其实想叫彭立生哥哥，“但他是有孩子的人了，叫叔叔好一点。”参加完活动后，彭叔单独找他聊天了，问他想不想爸爸妈妈？不说话的小俊只是放声大哭……

才三四岁时，小俊的父母就因贩毒先后入狱，他只能轮流住在亲戚家里。亲戚对他很好，他似乎习惯了没有父母的生活。直到三年前母亲出狱后，他才体会到母爱的特别。当母亲怯生生地问他，“儿子，手机怎么用？”他一下子就哭了出来。

母亲出狱后已经与社会脱节，花了几个月适应过来后就开始拼命干活，她要努力弥补孩子曾经缺失的母爱。彭立生说，小俊妈妈如今在镇上一家餐厅上班，因为比别的员工做得更多更细，其他员工一个月工资3000元，老板给她开了3500元一个月。

目睹了妈妈的辛苦，小俊想过不读书了，出去打工减轻妈妈的负担，但他又怕说出来后，母亲会更加难过和失望。

▲同心爱心救助协会曾组织的学生禁毒宣传大赛作品

彭立生觉得小俊像极了自己小时候，他想念父亲，把父亲写给他的信反复拿出来读。16岁那年，他终于通过打工积攒下了路费，坐火车去看望在云南服刑的父亲。隔着铁丝网见到父亲时，他的眼泪不断地流，怎么也流不完……

彭立生很高兴看到小俊的变化，他说这就是他目前工作的意义。他希望能够帮助这些跟他有着相似经历的孩子，给他们正确的引导，“让他们不走我的老路”，不要背着沉重的包袱成长，长大后有正确的价值观。

小俊表示，正是彭立生改变了他的性格，让自己逐渐变得开朗、自信，能够专心学习，“彭叔成了我最信赖的人，他给了我成长过程中所缺失的陪伴。”

高考结束后，小俊在一家音乐餐吧找了一份暑期工，他希望两个月可以挣够学费。他依然经常接到彭立生的电话，问他需要什么？他总说不需要，他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了。

03“帮助他们，也是治愈自己”

攀渝清楚地记得自己小时候，父亲在家里吸毒，会让自己和弟弟站在巷子里放哨，只要有陌生人走进巷子，就赶紧跑回去告诉他。有一次警察上门时，她的“哨卡”发挥了作用，父亲及时把毒品藏了起来。

那时候，她不过六七岁，现在想起来才觉得后怕。父亲最终因为贩毒被抓了，至今还在监狱服刑。

读中学时，攀渝不敢跟同学提及父亲。读大学时，她不愿提及自己是同心县人。

攀渝很早就知道了彭立生在帮助涉毒家庭留守儿童，她听母亲说弟弟得到帮助后性格变化很大。但她不相信，“还有这么好的事”，甚至觉得这是一个骗局，怎么会有人主动来帮你？她早已把自己封闭起来。

三年前，攀渝嫁回到下马关镇，正好同心爱心救助协会在招聘工作人员。加入这个团队后，她很快爱上了这份工作，“每次加班到深夜，也觉得精力充沛。”

如今，攀渝是协会负责涉毒家庭留守儿童项目的负责人。她和彭立生有着一样的观点，在帮扶这些孩子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治愈自己。她说很多涉毒家庭留守儿童受到歧视，甚至有人因为痛恨毒品，觉得毒贩的孩子遭遇的苦难就是“活该”。

▲彭立生和攀渝（左）在下马关镇街头

彭立生也表示，在这样的环境下，很多涉毒家庭留守儿童会给自己贴上“毒贩孩子”的标签，然后陷入自卑中走不出来。近年来，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在救助涉毒家庭留守儿童方面下了很多功夫，但对同心县“历史遗留”下来的这么多孩子，依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这些年来，彭立生发现，几乎所有涉毒家庭留守儿童都有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问题，协会着重在心理疏导、“爱心妈妈”陪伴方面发力，让这些孩子能够重拾信心，有尊严地健康成长。

在心理疏导时，彭立生和攀渝一起跟孩子们聊天，孩子们哭的时候，他们也常常跟着一起哭。他们觉得，自己曾经历的心理创伤，其实从未痊愈过。

刚开展救助行动时，彭立生完全不懂什么是公益，总是把妻子开餐厅的收入贴进去，好几次闹得要离婚。这些年过来，他读了很多书，参加多次公益机构资助的培训，终于对带领团队和未来规划有了明确的认识。

同心爱心救助协会的办公场所一直在下马关镇，帮扶对象长期在下马关镇、韦州镇。近年来新增的涉毒家庭留守儿童已很少，原来帮扶的孩子也逐渐长大。去年，彭立生在同心县新设了一处办公地点，扩大帮扶范围，新增帮扶项目。

2024年6月26日，又一个国际禁毒日来临。尽管已为孩子们做了很多工作，但彭立生依然觉得，毒品带来的童年创伤会伴随他们的一生，只是他们渐渐长大了，有了能力去处理和消解心里的伤痕。

红星新闻记者 杨灵 摄影报道（文中小俊、攀渝为化名）

编辑 何先锋